“我们”与经营文化
程俊
“品质生活”，是一个特别好的概念，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实现有品质的生活。而现在提出的“我们”这个概念，我也有自己的理解。美国的管理学大师史蒂芬.柯维先生在其著作中论述：个人的成功是从依赖走向独立，而公众的成功则是从独立走向互赖。人生下来，便有了“我”的意识，慢慢长大成熟后渐渐地由 “我”更多延伸至“我们”。小时候迟到，找的是“妈妈没叫我”、“下雨了”等理由，责任不在“我”而在“你”在“它”，这是个对外界依赖的时期；慢慢长大后，迟到的理由变成了“我睡过头了”，“我没有做好这事”，责任在“我”，这表明了个人的成熟与独立。但成熟之后我们发现个人独立并非真正的成功，圆满人生还得追求公众的成功，这正是中国老祖宗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当我们大家坐在这儿讨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正是基于公众成功的前提，我们所讨论的“品质生活”也正是为社会大众所希望实现的“品质生活”。
曾听一位居士讲课时，某企业家问：什么是渺小，什么是伟大？居士回答说：
当你心中只想自己一个人时便是渺小，当你心中想着很多人时便是伟大。所以说，从“我”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心智成熟的思维方式，是化解矛盾的思维方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用“我们”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有了“一体感”。佛教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与“我们”的关系可以小到人与人之前的关系，也可以大到人与国家、与自然、与天地万物间的关系。如果单个团体、国家能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只以“我”为本位考虑、处理事情，世界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冲突。
文化的个性化和共性化的问题，其本质是小和大的融合，也是“我”与“我们”关系建设的问题，从这方面着手研究的意义很大。我们提出的生活品质，是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而对“我们”的思考，则是一个从文化、价值观、心智上重新思考，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很好的切入点，其中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我所带领的是一个有理想的团队，我们有自己坚守的愿景，在从事文化活动中，总希望能把好的东西带给他人。有记者曾问我：你要做什么样的作品？我说，要做感动心灵的作品。因为只有真正感动心灵的东西，才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其内在的文化也才能被接受。现在有些机构或企业在做文化相关的产品、活动时，经常会思考亮点，因为亮点容易被人关注，而对系统则思考得较少。亮点在某一时候积聚力量而闪光，容易被人关注，但犹如沙漠中的花朵，它不长久，也无法真正起作用。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存在生活中。我想起去年和一个代表团参加一个台湾论坛，当我方介绍完文创园区情况后，台北市某官员说，虽然我们没有很好的条件、很多的地和钱可以创办很多文创产业的园区，但我们台北200多万人口中，每天有100多个文化团体活跃在大街小巷，我们的文化不是在圈圈里而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所以我认为，真正要看一个社会的文化，一定要看其生活，而不是看哪个领导、哪个明星在做什么，真正的文化存在于生活里，是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对于文化生态性的建设，国民的美学基础、普通百姓文化理念的提升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一开始就在国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颗美学的种子，今后“精神的病”就很难治愈。我们在教育人们如何去赚钱生存时，不能忘了精神层面的成长，比如文化教育、美学鉴赏、艺术熏陶等。比如，一个德国的司机，下了班后换上礼服去买票听交响乐，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个司机就拒绝高雅音乐，因为从小他的心灵中就种下了美学的种子、艺术的种子。从我的文化经营实践看，现在的市场上，高雅音乐市场很难做。因为这方面的培育需要很长的时间，是几代人的积累。红星坚持做了7年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开启音乐之门”系列，目的就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音乐的种子，懂得欣赏音乐的美。只有让艺术欣赏成为社会普及的形式，才会有市场的繁荣及企业的发展。而对于目前社会形势下的文化产业，我认为真正有效的行动是做一个实践者。我们今天评判一个文化产品成功与否，往往看它是否赚钱，这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是关乎生存的问题。但除此之外，它能否起到引导人们生活方式、提升人们的精神层次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像我们去年做的“云门舞集”西湖户外公演活动，整个团队花了很多的精力来对上万观众进行观剧礼仪的宣导，当演出结束后，让人感动与震憾的不仅是舞蹈本身，还有演出期间上万人的屏息静气、热烈互动，以及那“万人离去，不留一片纸屑”大草坪。这场舞蹈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次艺术欣赏，更是一次人与人、人与艺术、人与环境的交流、呼应，这是一个成功艺术作品给观众来的精神洗礼。
今天我们在树标杆时，往往偏重于考虑经济效益，这是有误导性的。我在企业经营实践中也一直在思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我始终认为，文化不能被过度工具化。当下，我们讲到“文化产业”时，往往将“文化”和“产业”分开来，如果文化仅仅是为了产业，那文化就是工具。我并不是说把文化做大不对，而是要看清楚其真正的意义。一种文化的经济成功是否能作为所有文化的标杆和示范？如果是的话，这样的导向是有问题的，这说明文化是不被尊重的，真正的文化一定是不能被工具化的，也一定是有其神圣性的。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我们”，一是“更好”。我们要对“更好”进行解释，并使之标准化，变得可衡量。打个比方：让没吃饱的要吃饱，吃饱的要吃好，吃好的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像100岁的杨绛先生就活得非常丰富和充实。她说想要用这剩下的时间来洗净自己100年来所受到的污染。其实文化人从事的工作不管是为了经济效益还是文化本身，最终都是为了得到幸福的生活。文化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一个都不能少，但最好要有前后的排序，要加以区别。
当我们面对一些艺术作品或文化产品时，内心会产生莫名的震撼和感动，这就是一种艺术灵魂与人的心灵的对话和关照。它超越了知识，超越了理论，直达我们内心，这是任何经济形式都无法带给我们的感动，这就是文化所独有的魅力，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品质生活的核心内容。
（作者系杭州红星文化大厦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