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体性与参与权
潘一禾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尤其是去反思时代变革和文化变迁，因为一切都变化得有点太快和草率，让人内在地有紧张感和压迫感，想知道为什么而变、因什么而变，以及自己到底被变到了什么历史和社会位置上？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飞速向前推进的时候，许多很新中国文化的现象令人深思，比如随处可见的大量标语和口号：“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杭州因你而美丽、因你而骄傲”，“华数，由你更精彩”，比如上海提的“城市，让我们生活的更好！”。“城市”其实是一个客体，它怎么能让我们更好？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中国文字、汉字中最普遍的一种表述方法，就是它的指代是不明的，主客体是不分的，说好的方面叫做“天人合一”，说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缺席，我们“被”（什么人或什么政策、什么发展计划）变得“更好”了。这样一个标题翻译成英文，直接翻的话人家肯定会说语法是错误的，因为城市怎么能让你更好？英语在语法上是不允许犯这种“错误”的，我们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文字和文化都决定了我们就需要这个“主体”的指代不明，来保持一个大家都可能参与的语境。
自古中国有个问题，就是没有“参与”的人更多，只有少数人“主导”或参与，这也是一个阶层差异的问题。比如这个口号：“城市因你而骄傲”，城市是不可能为你骄傲的，但是城市管理者有可能说：你做的这个事情让我为你而骄傲，所以“参与”城市发展并有成就感的人往往是管理层。而被管理的人，会觉得“城市因你而骄傲”中所指的“你”不是“我”，最多是那个被XXX看中的“我”（或我的一个方面），这个里面的实际内涵其实挺复杂和微妙的。所以中国人的参与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完全不参与，也不是真正参与的，每个人的“我”都多少处于一种“有限参与”，一种有限主体参与，当然有些人是可能自认是全力参与其中的，因为他可以决定的事情很多，但大多数人会暗中衡量“我”参与的程度是多少，我的利弊得失是多少，这是个非常灵活和需要经常权衡的东西。
应该看到：语言观上的差异也是宇宙观、认识论上的差异。中国的汉字是直观体验和形象思维的，例如“日”与“⊙”，理念因此是天人合一和主客统一的，英语中的“sun”与“⊙”，则是主观与客观的差距较大、主客二分的，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在哲学意识萌动期，中国人就始终将人看作是世界和宇宙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认为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启功先生曾举例说：中国古典绘画常画有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画面上题字：“陆羽高风”。如果画的是一个酒壶和一只酒杯，则题“陶潜逸兴”。这就像汉语的句子组织，没有人，人们却可以意会到施事语（主语）；没有画茶或酒倒入杯中的过程，人们却可以意会到运作语（谓语）；杯中不画有色的茶或酒，人们却能意会到宾语。壶口不一定向着杯，甚至壶柄向着杯也不要紧，这又很像汉语句子的语序灵活，词语组合方便，只要语义搭配上，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连在一起。（启功：《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
与上海的口号“城市，让我们生活的更好！”相比，杭州的城市发展口号“让我们生活的更好！”应该更好，因为更强调“我们”的主体性。“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虽然可以“硬性”地翻译成英语如“Let us have better life！”，但曾与一位外国友人讨论过，他说，也许译成这样更好：“We have better life！”换言之，他更希望清楚地看到行动上的“主体”，若再翻译回汉语就可能是“我们生活得更好！”或者“我们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这并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区别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真的指人人、大家、包括所有的你我他，一种情况则可能是“我们”的字面意思大家都明白，但现实却是少数人更有主体上的特权，或者说仍有不少人觉得这个“我们”不一定包括自己、甚至无所谓是否包括自己。
除了语言观差异，认识观的中西差异还体现为对普适价值是否能真正认同，今天来讨论什么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时，不能回避“我们共同的价值观”的说法。比如淡水鱼和咸水鱼有没有共同价值？如果说它们都需要共同的“水”的话，这可是一种抽象的“水”，不是具体的水，具体的水肯定是区别的，但抽象的水是可以共享的形而上的概念。鱼是肯定需要水才能生存的，但淡水鱼到了咸水中就不再可能是活鱼了。其实这也涉及到汉语里的抽象和具象表达。汉语的另一独特现象就是抽象和具象这两个概念是可能模糊的，或者说我们不太习惯它们的根本区别。如果承认淡水鱼和咸水鱼有共同价值观的话，那本身要有对抽象价值观的认同，包括普适价值观的认同，认定这个“普适”是对所有的人，不光是管理者，而且包括被管理者，不光是捐赠者，而且包括被捐赠者，对所有的人都是对等的。真正普适的价值观提出来是对所有人都是有感召力的，是不可阻挡的。反之亦然。
换言之，“我们的价值”是需要不断地从具体出发、从问题出发，通过众多主体参与者的讨论和协商，通过不断地发现和经常的对话，来维持和享有的，它不是一个现成的口号和一堆空洞的概念，然后大家一起喊，一起照着做，然后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了。它也不是因为有具体的人或事做不到、做不好，就可以随便嘲讽和轻易放弃的价值观念。
再进一步讲，现在中国社会在观念、组织方法和治理形式上都在出现真正深层次的改变。在这种改变里，我们需要有共同的社区、共同的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工作分工、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问题。
塑造价值观确实需要找些关键词来表达。往往发起者们能想出来的这些关键词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关键词堆得太多，大家反而都记不住，而堆得太少又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因共享价值而聚合起来。这个价值观建设的工作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需要一个好的分工。有些人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去讨论和谈论价值观，比如我们现在的一些学者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把最古老的真理、最恒定的常识，换一个方式再说一遍，或把一些必要的道理又煞有介事的再做一次讲座，这其实也是必要的。有点像国外的布道者，把一些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每天换一个例子，换一个语调，换一个心情，换一种听众假设地再说一遍。
具体做价值观建设工作还要有非常落实的工作程序和内容，如具体的、从下到上的观念、组织和项目工作，真正理解现在“我们”的需求是什么。这方面原来我们做的相对弱，都是自上而下的工作习惯。对自下而上的事情有个观念上的障碍，就是中国对竞争、对立的理解与西方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害怕的是观念和理解对立之后就会不和谐，甚至就会直接奔向暴力和革命。既然想有“竞合”，也就肯定会有“竞分”，在出现“竞分”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局面无法掌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经验比较少，担忧自然多，其实竞合与竞分应该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两者都在场、相互作用才会有社会的活力，在“竞分”中不断努力，才会不断出现“竞合”。价值观的稳定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稳定，而且事实上对每个主体而言，可能很多实体的稳定（财富、地位、智力、身体）都不如价值观这个形而上的东西稳定。
我们过去比较固定的社会身份、或者比较有固定提法的价值观到现在都松动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都变动了，现代城市生活都具有特别大的流动性，新的想法和活法也非常多。最后想起来，我们一生中真正坚持到底的，我二十岁时喜欢的东西和我五六十岁还在关注的东西是什么？确实是兴趣和志向，是经历风雨、一生坚守的基本生活价值观。
谈到落实“我们价值观”的社区建设，与我们过去的单位管理和受教育内容的确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居住的社区既不像我们传统的单位宿舍，又不像西方的邻里社区。我们现在的社区人际关系的确很可怕，门关上里面是自己的，门一开外面全部是别人的，或者说是自己不参与的。出现在门口的任何一点点事情，人们都是打电话叫物业来处理，而不是自己或邻里之间互动地去自治或解决。这样的生活状态使“我们”的观念有可能是“虚幻”的，哪怕价值观上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事实上在工作、生活、交往方式上，却没有制度、没有礼仪、没有仪式、没有技巧、没有组织、没有活动，这些让价值观“落地”的东西都没有或者说还很不够。所以很希望我们大家能有很好的分工，各自在不同的领域、用非常恰当的工作技巧，让“我们”真正互动起来，让“我们的价值观”在现实互动中自然地生成、不断地强化，作为“地方性智慧”不断展示和融入最基本的人类共同价值观。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