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只是第一步
林龙
近期，中央部委“三公经费”的公布情况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目前，已有82个部门向全社会“晒”出了2010年的“三公”经费决算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账单，“三公”账本终于向公众掀开了长期神秘的面纱。这对于在“三公”消费外围观望多时、一直投注焦灼目光的公众而言，也算是“久旱逢甘霖”。舆论热切期待，以此打开缺口，压缩行政成本，推动政府的“瘦身运动”。
一纸“三公”经费的账本，几多公共利益的牵挂。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三公”消费，是因为这笔开支源于纳税人的血汗钱。公众深知血汗钱来之不易，也明白“开门七件事”，政府也有正常开销，只是希望能够把不该花的留下来，把能节省的省下来，而不愿意看到“三公”成了一些部门的“三私”。
数据总算公之于众了，但赢得的不是公众的理解，而是更多的猜测和质疑。有关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逾期“爽约”，公布数据的粗枝大叶，面对质疑的遮遮掩掩，公众在“尝鲜”之后，大呼“不过瘾”。从已经公布的笼统而干瘪的几组数据中，人们只能从今年与去年的数字变化以及部门之间的数字对比中，寻找经费动向的蛛丝马迹，其中是否合理合规，准确性如何无从知晓。人们不禁质疑：有关部门对于“三公”经费的公开究竟有几分诚意？
首先是问责缺乏。即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国务院三令五申，中央部门要把“三公”经费在6月份向社会公开。在规定期限内，只有科技部率先垂范，其余部门则都集中于7月公开，直至今日，仍有16个部门迟迟不现身影，其中，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其次是标准模糊。比如，计生委去年因公出国（境）费470.54万元，被质疑难道是出国搞计生？住建部的公务接待费，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仅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少得让人怀疑搞错了小数点。而中科院去年公务接待费则为9995万元，平均每天27万元，比住建部全年还多1万元，网友戏称“三公”花销，部门之间竟然也存在“天上人间”——“一个是天天在太空聚餐，一个是吃喝有房产商埋单。”
再就是细则不清。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农业部细化到人均的“三公”经费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由于缺乏相对客观的比较标准，加之各部门对“三公消费”的解释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公众既看不出这些花费是否真实，也难以判断这些花费是否合理。
公开，才是“三公”经费改革的“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公开“三公”经费，不是为了让民众看热闹，而是要让民众看“门道”，睁大眼睛“明察秋毫”。只有公开，才有公论，才能让公众的质疑不断释放；只有公开，才有公信，才能让类似“三公消费9000亿”的猜想失去市场；只有公开，才有公正，才能使“三公消费”背后的特权腐败得到遏制。
因此，关于“三公”经费，有关部门仅公开一个数字是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胃口，应该拿出一个细化、具体、合理、科学的“菜单”，接受民众全面“检阅”。同时还要建立意见反馈机制，积极主动地回应民众的“挑刺”。
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才有威慑力。这当中，既需要审计部门的严格督查，也需要人大的依法审查，更需要媒体、公众积极参与监督。
然而，这也只是事后的监督。要解决“三公”问题，根本之策还是在于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作为影响最广泛的公共事务，财政预算不仅是简单分配政府资源的技术性工作，而且是一个民众参与政治、人大监督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某种程度而言，预算监督就是宪政民主的试金石。作为“钱袋子”的监管机构，人大理应响应人民的呼声，切实参与、审议政府预算编制情况，从源头上把好用钱关卡，对用钱情况、用钱实效进行全程监控，不让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开支成为一笔糊涂账，从制度上杜绝“三公消费”中公私不分、公权私用的腐败行为。
尽管还有瑕疵，今后的路还很长，但“三公”经费的公开，已经表明了时代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央机关以身作则，率先破冰，实在难能可贵，当前则应督促地方持续跟进，从上至下大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三公经费”公开新风。令人欣喜的是，杭州市的公车改革在全国走在了前列，除公检法系统和市政府三个驻外办事处暂不实施车改外，杭州所有市级机关均于2011年8月前完成了公车改革。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希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三公消费”问题上，能踏踏实实地走好公开这一步。这是起点，也是关键点。
（作者系《浙江人大》杂志社编辑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