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烟雨湖山
孙 颖
杭州是中国文人心里永远拿不起又放不下的那一抹温柔沉醉。西湖的美丽涟漪慢慢摇晃，江南烟雨在幽深曲折的小巷轻轻飘落，青衫诗人撑着油纸伞寻找丁香一样的姑娘。这座城市有着太多太深的文化积淀，有着浓的化不开的江南意象。千古文脉一息相承，千年繁华映古照今，杭州的文化基因里，早已深深烙上了南宋的痕迹。
这里一直都是南宋的烟雨湖山。因为阅尽繁华，它不招摇，没有时尚之都的喧嚣和热闹；因为丽质天成，它不虚荣，没有现代大都市的宏大和派头；因为无意政治，它不功利，没有令人不安的等级和秩序；因为执著生活，它不激进，没有革命的热烈和抱负。它情愿偏安一隅，安静地生活、朴素地思想、沉默地传承、累积地建构。而这些又转化为一代代士人和生民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情怀。无独有偶，宋末以来，杭州历史上除了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历过战祸，多数时期杭州一派安宁和平。这也是老天对这座城市、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厚爱吧。这使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为完整、士人精神维系最为紧密、文脉一息尚存的城市之一。
比起来，江南还有一些名城，就没有这么幸运。曾经同一位扬州籍的学者聊天，为什么历史上扬州屡遭屠城。他给我的回答是：扬州位于江淮之间，素有北地之风，顽强剽悍。加之扬州是战略要地，一向由朝廷重臣镇守，失败了绝无后路，只有杀身成仁。但是，总有一个疑问：为了臣子的名节流芳千古，即使付出了全城百姓的性命亦不足惜吗？这些历史暗影中的被屠百姓，除了地主和士绅为了保护财产要和官员并肩作战，饱读诗书的士子为了信仰和忠义舍生取义，有多少人是自愿成为屠刀下的牺牲品——为了一家一姓的皇权？为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再分配？
由此更想去探究杭州的幸运何在。杭州繁荣的源头是吴越国。钱氏三代统治吴越国前后80余年。一位当时著名的谋士曾经给钱鏐上言：若把西湖填平、建国都于其上，可保钱氏江山永固、千年传承。西湖是当时杭州城中百姓的饮用水源，填平则百姓生活将受巨大影响。钱回答：我情愿几代而终，也不能填平西湖。终选择在凤凰山下修了皇宫。北宋建立，欲征吴越。第三代吴越王主动“纳土归宋”，使杭州免受刀兵之灾。虽然江山易主，但城市保全、百姓安生。杭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北宋时成为“地有湖山美”的“东南第一州”。
南宋的投降主义在历史打下深深烙印。岳飞的精忠报国与王朝的“苟且偷安”形成了鲜明对比。一首“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著名诗句更把南宋和杭州推到了历史上的尴尬境地。长期以来，国人心中“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以疆域和军事实力论成败的历史观左右了对王朝的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和历史的真实往往并不一致。当代，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溯，和把“人”真正作为社会主体的理念的建立，使得我们能够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个独特的朝代。
南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竟然维持了153年的统治；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时期，工商税一度占到70%，而农业税只占30%；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的时代，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在宋；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开放的朝代，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60多个，并且出口多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进口多是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茂的时代，理学形成、学派林立、宋词兴盛、绘画鼎盛。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杭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都市，人口有150万。而当时的欧洲之冠威尼斯也只有15万人左右。马可波罗来杭州后，惊叹是“世界最华贵美丽之天城”，认为他的家乡威尼斯相形见绌，感慨“不过是一个破旧的村庄而已”。
一个投降的王朝，与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确实让人有难解之处。钱穆与雷海宗在上世纪的西南联大讲中国通史时，都只讲到了宋代，而余下的中国史统统由学生自己去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能够穿越时空，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代。不仅史家，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一种“梦里回到宋朝”的情节。这或许就是历史深处的逻辑吧。南宋政权有它的无奈之处，在资源有限、兵力不足、不愿流血的情况下，以屈辱的条约换来和平，专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使百姓有较高的生活品质，未尝不是一种清醒。在蒙古骑兵的铁蹄荡平欧洲半个世纪后，才把这个看似孱弱、气血不振的南宋最终征服，我们无法再苛求这个王朝更多了。同时，这个王朝的骨子里，真的没有血性吗？让我们来看南宋的最后一幕：君臣宁死不降，大臣背负着自己的君主随同十万军臣跳海自尽。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国家政权机构的集体自尽，背后是对无法保全文化的决绝。这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真正悲剧。
而文化，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根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和支撑。没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就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也不会有经济社会的内生协调。所以，欧洲的文艺复兴成为启蒙思想的源头，也成就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宋朝被日本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它没有直接点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烽火，可是它的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顶峰时期，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及于赵氏之宋”。它的理念和思想，作为东方元素被吸收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不得不从当下的杭州来回溯，寻找曾经失落的传统。
当代，杭州的知识分子一直以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并且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而积极投入社会生活，早在南宋就已经成为主流。南宋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西湖的烟雨湖山中迷醉，而是在国家危难时铁肩担道义。朱熹的理学，更是建立起了一种“道统”的传统，即知识分子以文化道德来教化生民，与皇权实现共治，追求天下大同。与汉唐相比，虽然缺少了一些因为国力武力和疆域而自然产生的文化自信，可是宋儒在文化道德上的优越是远远超过前朝的，甚至也后无来者。元代且不说，即使是文化繁茂的明中后期，我们看到了文学之美、昆曲之美、韵律之美、绘画之美，甚至秦淮名妓美丽凄艳的气节之美，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创建或发展这种系统性的参与治理理念，义无反顾的把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作为自己当然的责任。
由此理解，为什么很多学者包括西方的一些大家，把宋朝作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这种“道统”承载了知识分子真正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他们通过个人内心的刻苦修炼，力图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把这种道德教化的理论从皇帝一直贯彻到乡民野老，从而取得了与皇家共治的权利。
当然，宋朝的统治者也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开明。联想到秦的“焚书坑儒”、汉的“罢黜百家”、清的“文字狱”，我们不禁感叹，宋的开明和宽容多么不易，由此带来的文化动力是宋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直接动因。两宋皇帝“欲以文化成天下”，“对士大夫待之以礼”，规定无论士大夫上书言辞多么激烈、多么让人难以接受，都“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不杀”，在中国历史上多么石破天惊！给了知识分子多么罕见的表达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的权利和空间。之后的千年岁月，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复争取、甚至以命相搏的，也无非是这个宋代早已赋予的权利。
这种尊重，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而是面向社会所有阶层。两宋废除了隋唐以来的门阀影响，不断增加科举名额，面向全社会开科取士。南宋时，取士更加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商人、艺人、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羊的屠户，都可以应试为官。也因此，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为平民。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一向泾渭分明，这也是几千年中少见的社会公平。
历史的脉络从这里起开始清晰：宋室皇权由于其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自觉，他们非常重视呵护文化和知识分子，并且体现出了一种对社会、平民的可贵的尊重。这种呵护和尊重反过来激发了全社会对文化的自觉追求和高度创造，使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造力。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历史和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断裂和消亡。就像江南的烟雨，千年来仍是那般美丽从容，西湖几经变迁，终会重回白苏和杨公时代的明艳模样。千种风情、万般繁华只是沉淀了下来，静默守候,老根新芽，重新生长。杭州是文化人的精神家园，这里有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源头，有道统天下和共治社会的传统；杭州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福地，且不说可以日日相伴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沧桑壮阔的运河、野趣横生的西溪，且不说可以煮茶品茗、安淡休闲，千年南宋古风的传承使今日的杭州人格外的热爱生活，格外的精致生活，也格外的会生活，在生活中创造和创业。
在生活和创业中，权力能够恪守自己的边界，社会能够自由地生长，秩序能够自我地拓展，民众和组织能够充分地自治，政治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不再凌驾于文化之上。或许，这才是杭州真正的魅力，它和烟雨湖山、浪漫传说、文人遗迹，以及今日杭州的社会活力、经济成就和政治清明一起，成就了这座城市，成就了真正的江南气象。